一息尚存坚决打退所谓的武德文化对我

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面对来自美国的一再侮辱和巨大威胁，缺的不是导弹，缺的是敢把导弹竖起来的人。而当今中国之所以没有敢把导弹竖起来的人，就是因为《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这样的沉渣，实在是太过泛滥。

　　由于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的日子，于是汉奸文人和第五纵队纷纷跳出来，接连发文、发声，开始了对文革新一轮的妖魔化。尤为恶毒的是，这些人在新一轮妖魔化文革的同时，还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道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二○一六年的五月二十七日，互联网的多家网站上，就便出现了这样一篇题为《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刘淑萍。

　　《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这篇文章，其内容是非常反动的。而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敢于并肯于牺牲的精神。

　　在《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沿用了所有汉奸文人“拉大旗、作虎皮”的这个一贯手法，而且还更是歪曲习近平的讲话并加以盗用，移花接木地把习近平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所说的“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务特点，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打造强军文化，培养部队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句话中的“各部队传统”，与所谓的传统的“武德文化”结合了起来。

　　今天的中国军队，仍然还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各个历史时期，通过开展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并向江河奔海那样，最终都汇集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这才会说是毛泽东亲手缔造了这支人民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这支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乃至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军事文化。

　　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并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发动了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放弃了党中央要求起义部队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带到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在那里，毛泽东率领着这支部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从而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之中，不仅保留了这支革命的力量，而且还更是发展壮大了这支革命的力量。

　　“秋收起义”尽管比“八一南昌起义”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秋收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第一枪，而且也更是一次以工农群众为主而发动的武装起义。因此说，“秋收起义”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起点。

　　在将“秋收起义”的队伍带向井冈山的途中，当行至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时，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除了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精干有效的整编之外，更为重要的两项内容是“支部建在连上”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设立士兵委员会从而把民主的原则引入到了军队之中。所以“三湾改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就是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对外抵抗外来侵略，对内坚决镇压反革命。当然，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务特点”那样，在不违背、不割裂全军的根本传统的前提之下，各部队也应该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所形成的各自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一文的作者，却先是歪曲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讲话，把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传统，与“古老而文明的中国的所谓的武德文化”联系了起来。然后又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偷换成了“当代中国军人”这一概念。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不可以混同于广泛意义上的“一代代中国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当然属于中国军人。但是蒋介石的匪军，汪精卫的伪军，大清，大明，大元王朝的那些军人，同样也是一代代的中国军人。《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一文的作者在文章中故意混淆了这些概念，不仅其手法是极其卑劣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即使逻辑上，也是狗屁不通的。如今台湾的那些军人，不也是当代的中国军人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特别是与我国历史上以往的那些军队相比，更是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要永远地听党指挥，是因为毛泽东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要永远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文化是根本，但政治更是统帅灵魂，更是灵魂。不讲政治的军队，是一支找不到前进方向的军队;没有政治观念的军人，只不过就是暴力统治的简单机器。因此毛泽东在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初，便确立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军的原则。从而把一支原本是由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而建立起来的军队，打造成了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所确立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军这一原则，更是成为了分散在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根本建军原则。也正是通过这一原则，人民军队这才牢固地确立了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根本宗旨，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中国。

　　毛泽东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与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那些军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彻底摒弃了以往的一切腐朽文化理念，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做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彻底决裂”，从而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于是这才能真正地和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了一起。在强敌的围困之下，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是因为它能够从劳动人民群众那里，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人民军队之所以只有在毛泽东的统帅下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是由于毛泽东更是做到了“两个彻底决裂”。而就是由于真正做到了“两个彻底决裂”，才真正地做到了无私，因而毛泽东才具有了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那种超凡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军事智慧和文化智慧。而也正是如此，于是毛泽东所缔造的人民军队，这才成为了不同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然而《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一文的作者在她的文章中却如此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华民族传统武德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发扬者，为发展中华武德文化并为实现其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的说法，不仅纯粹就是在颠倒历史胡说八道，而且也更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重侮辱。

　　当年，从井冈山这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到赣南、闽西。从赣南、闽西，再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人民军队浴血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终于为中国共产党人打出了一块块可以公开生存与发展的新天地。于是，不仅朱德、陈毅和王尔琢来了，不仅彭德怀、黄公略和滕代远来了，不仅李明瑞、张云逸来了，不仅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和赵博生来了，不仅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和陈云等这些人都来了，而且就连博古、洛甫、杨尚昆和凯丰等“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洋顾问李德也来了。只是这些人不是为根据地的建设添砖加瓦来了，反而还彻底葬送了毛泽东率领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才开辟出来的这块中国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之后，由于找不到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所以起义部队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主力很快便陷于了失败。而留在三河坝阻击追兵以掩护主力部队的八百余人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的带领下，先是辗转于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的交界处。后来朱德化名王楷，将这支编成一个团，混匿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的部队之中。

　　一九二八年年初，蒋介石发现了朱德所部的行踪，下令范石生解决朱德所部。只是由于范石生念及老同学的情谊，于是这才放走了朱德及其所部。

　　离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之后，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又带领这支部队也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参加了“湘南暴动”。暴动发起之后，由于执行了一条极为幼稚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使暴动很快便陷于了失败。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毛泽东所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策动下，朱德所部和“湘南暴动”时组建起来的宜章农民军一同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一九二八年十月，发动了“平江起义”之后的彭德怀所部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之下无法立足，于是该部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等人的带领下，也来到了井冈山。

　　近年来，为了通过拔高朱老总而贬低毛泽东来虚无中国人民解放军、虚无中国共产党、虚无中国革命的历史，以那个曾经是两任总书记座山宾的金一南将军为主帅，挑起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属于朱德还是属于毛泽东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尽管金一南等人喋喋不休、言之凿凿。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朱德和毛泽东两部在井冈山这一地点的会师，就足以让所有的人清晰地看到那段历史。

　　近几年来，国内不仅再次出现了一股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妖风，而且还更是把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行为具体到了“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并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如果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和“朱德最早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而后来毛泽东却利用其权力和影响，无耻地将其据为了己有等这样的细节上。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能否是朱德最早所总结出来的?就朱德的个人履历来说，首创游击战略的“十六字诀”，似乎还真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如果回顾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却又绝不可能。

　　朱德能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能够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确实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一九二二年三月，被朱德和顾品珍等驱逐出了云南的前云南都督唐继尧借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并对驱逐过他的朱德等人全部明令通缉。无奈之下，朱德只得逃离了昆明。在逃离了昆明之后，朱德先是来到重庆，在拒绝了刘湘和杨森开出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之后，朱德来到了上海开始寻找共产党。初到上海时，由于一时找不到共产党，朱德去拜访了孙中山。对于朱德这位名震川滇的名将的到来，孙中山欣喜若狂，以十万元巨款相许，要朱德组织桂军和滇军去打陈炯明。然而由于朱德极为反感孙中山的这种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于是便直言拒绝了孙中山。在拒绝了孙中山之后，费尽周折，朱德终于结识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然而对于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却婉言拒绝了，只是送给了朱德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被陈独秀拒绝之后，为了继续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同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欧洲。在法国巴黎，朱德和孙炳文得知已经组织起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张申府和周恩来等人当时正住在德国柏林的消息，于是便马上到柏林找到了张申府和周恩来等。后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二人的介绍，朱德与孙炳文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受党组织委派，朱德又到苏联接受了长达近十个月时间的秘密军事训练。一九二六年七月，朱德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

　　从苏联回国之后，朱德先是策动了四川军阀杨森归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并任由杨森所部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德又到由原滇军改编而成并由其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朱培德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到第三军之后，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了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三军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后(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朱培德又任命朱德为第五路军的总参议。一九二七年四月，朱培德在出任江西省主席后，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市的公安局局长。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朱培德将包括朱德在内的在第五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

　　被朱培德驱逐之后，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鉴于朱德对南昌的情况比较熟悉，尤其是朱德与驻防在江西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所以，在汪精卫也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朱德回南昌继续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朱德赶到九江，准备策动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后见策动无望，朱德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秘密来到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之中。在“南昌起义”举行之前，朱德又给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信，劝其弃暗投明。

　　“南昌起义”发动之前，朱德没有能够入选作起义领导机构的前敌委员会。起义发动之后，朱德也没有能入选以共产党人为核心但却是以宋庆龄为首的由二十五人所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然而为了扩大声势并希望借用朱德与滇军的旧谊，能够争取一部分驻扎在南昌附近的由原来的滇军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官兵也来参加起义。于是前敌委员会这才发布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时任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的韦杵为子虚乌有的第九军军长并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从此，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并在“南昌起义”后借用的由贺龙任代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序列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第九军的番号以及朱德这个空头的副军长。特别是后来由于韦杵没有前来就任，朱德又被任命为了第九军的军长。至于朱德本人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到达广东省大埔县的三河坝之后，参谋团决定留下朱德率领起义部队的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阻击追兵，以掩护主力部队继续南下。

　　第二十五师是叶挺的部队，与朱德素无渊源。而朱德之所以能够被参谋团选中留下并有效地指挥了这支部队，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的陈毅这样说到：“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并不重要也无人听他的话的老同志，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却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和历史的前瞻性。

　　在三河坝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为了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带领仅剩的一千余人辗转于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群山万壑之中。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不仅普通士兵，就连包括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在内许多高级干部也纷纷先辞后别或不辞而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部队来到江西省安远县的天心圩时，召开了讨论部队前途的军人大会，在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说到：“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为了证明革命是有前途的，朱德还专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一九0五年一样，俄国人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了，一九一七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一九○五年，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九一七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德的坚定信念像火焰一样，点燃和鼓舞了剩下来的干部和战士的信心，坚定了他们的信仰和革命意志。后来陈毅曾经这样讲说过：“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这八百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在朱德的鼓舞下，部队不仅稳住了，而且更“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那么接下来，便是应该考虑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了。

　　当年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当然绝不是源于一次“秋收起义”;中国的名山大川，更不是只有一座井冈山。朱老总和陈毅等人率领“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参加“湘南暴动”最初地点的湖南省宜章县境内，不仅就分布着五岭之一骑田岭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山一百五十多座，而且还座座是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是个开展游击战的绝佳去处。然而当“湘南暴动”失败而到了敌人重兵围来的时候，朱老总的确是想到了拖队伍上山。只不过朱老总没有就近上宜章县境内的任何一座高山，而是长途行军几百里，拖家带口地上了井冈山。

　　朱德所统帅的这八百多“南昌起义”的余部，全都出自号称是北伐铁军的叶挺部队。其军官不仅大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多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不唯军官如此，就连士兵，也全都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能征惯战之士。故而其部队的战斗力，绝非是毛泽东麾下的那八百多既缺乏组织与训练，还更未经历过大的战阵的“泥腿子”所能够相比的。身处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战场，麾下又有走出了后来位居共和国元帅第三与第六的林彪和陈毅以及位列共和国大将之首的粟裕等八百多能征惯战之士，如果朱德深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游击战之精髓，那么为何不通过开展游击战争也开辟出一块革命根据地，反而却要隐身于范石生所部?为何还要千里迢迢地去投奔毛泽东呢?

　　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下进行游击战，尤其是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上的这样高度，如果没有建在连上的党支部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和凝聚核心与领导核心，如果部队的干部战士不会做群众工作或不愿做群众工作，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下去的。因此，把游击战上升为战略层面上的游击战争，只有与党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朱德不仅没有开创出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重要的建军原则和采用主力红军也要做艰苦细致而深入的群众工作等这样的具体工作方法，而且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后，朱德还就在部队中是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还是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还就主力红军直接去做艰苦细致而深入的群众工作，还是只支持地方党和政府的工作。还就如何建设与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等诸多问题，曾经与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并进行了多次的公开争论。因此，朱毛两部在井冈山的会师，就足以能够证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发明权，非毛泽东莫属。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朱德统帅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和滕代远所统帅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第三次会师。会师之后，两军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联系会议，决定两军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由于朱德不仅年长于彭德怀，而且参加革命和与毛泽东的会师也早于彭德怀，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所统帅的红一军团的力量，还更是远远地大于彭德怀所统帅的红三军团，于是两军前敌委员会联系会议便推选朱德为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从此，我军的总司令的这一职务，便始终由朱德来担任。

　　当年不仅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而创建了人民军队，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色政权，而且还更是率领人民军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直至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只有在毛泽东的统帅下，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战胜了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这不仅在于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所确立的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等这些根本原则以及毛泽东本人超凡的军事智慧，而更在于毛泽东通过为这支军队确立了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为这支军队的每一位指战员都注入“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样一个永生的灵魂，从而解决了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生死观这个问题。因此，毛泽东麾下的人民军队，才成为了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支军队。而这样的军队，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所谓的“武德文化”，是培育不出这样的军队的。我国汉民族的那个所谓的传统“武德文化”，造就的多是一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军队。

　　北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四年十一月初二，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灭亡后蜀之战。然而后蜀的抵抗只坚持了两个月，皇帝孟昶便举国投降了。投降之后，孟昶不仅自己做了宋太祖的囚虏，而且自己那心爱的妃子花蕊夫人和他的那只七宝溺器也就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这超乎寻常的胜利，令宋太祖都感到异常。后来他就蜀军为什么投降一事问已经由宋军的战利品转为了他的妃子的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当时即以以这样一首诗回答了宋太祖：“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十四万人齐解甲”之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后蜀皇帝孟昶既非空前，也非绝后。

　　曹魏景元四年，蜀汉景耀六年，也即公元二百六十三年八月，司马昭命钟会和邓艾率军兵分两路进攻蜀汉。蜀汉后主刘禅退敌无策，却在匆忙之间将年号由景耀改为炎兴并大赦天下。当年冬天，蜀汉皇帝刘禅在自己还亲自掌握带甲之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并且蜀汉还有姜维沓中屯田的八万军士的情况下，竟然举国投降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守卫南京城的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只是稍微地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由于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和团长等军官首先逃离战阵而自行溃散了。十三日，日军几乎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南京。在占领了南京之后，日军随即就开始了时间长达六周的大屠杀、大强奸、大抢劫。在这六周的时间里，南京共有三十多万我国同胞惨遭日军的屠杀，两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或轮奸。而财产的损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集体投降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军人来说，都应该是莫大地耻辱，然而集体投降、尤其是不战便集体投降，除了毛泽东的时代之外，好像长期以来都成了中国军人的家常便饭。

　　特别是在那个所谓的传统“武德文化”的毒害下，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象“十四万人齐解甲”这样的事，根本就不稀罕。就连二十万人齐解甲这样的事，也曾经见诸史册。

　　从公元前年二百六十二年开始，秦赵两军在长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晋城高平市附近展开决战。这次战役持续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最后，赵国的军队在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的瞎指挥下，大败亏输。赵括阵亡后，残存的二十万赵军，集体向秦军投降。然而秦军在接受了赵军的投降之后，却只放回了二百四十名年幼的士兵回国报丧，而将绝大多数的那二十万投降的赵军将士，全部坑杀。

　　公元一六四五年，北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在了满清八旗兵的铁蹄之下。然而驻守武昌且已受封于南明政权的宁南伯左良玉却为了与马士英等人争夺拥立之功，而以“清君侧”的名义，尽起大军顺江而下杀奔了南京。可是当大军刚刚到达九江的时候，左良玉却病死了。左良玉病死后，其子左梦庚在左军将领的拥戴下，成为了左军新的统帅。左梦庚在成为左军新的统帅之后，继续向南京进军，然而却在安徽铜陵被效忠马士英的黄得功所部打败，于是左梦庚只好退守九江。左梦庚退守九江期间，恰逢清军统帅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所部途径九江。尽管清军并不是专为左梦庚而来，然而此时仍然还拥兵二十多万的左梦庚却被清军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于是不战便率部投降了清军。

　　在《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一文中，作者列举出了岳飞、关天培和邓世昌等民族英雄以证明其文章的正确。然而那个所谓的传统“武德文化”，或许能够造就出岳飞、关天培、邓世昌等这样的英雄个人，但却根本就培育不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英雄群体。也正是因为培育不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英雄群体，所以从岳飞到关天培，从关天培再到邓世昌，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抗击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他们本人，因此也都成了悲剧英雄。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敢于并能够歼灭一切入侵之敌，就是因为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塔山精神”、“上甘岭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精神等这样的精神，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还是一支敢于歼灭一切入侵之敌的军队，而不是治安军，也不是维稳小分队，更不是什么抢险救灾专业户，因此也就不需要什么狗屁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反而还更加严峻。我们中华民族，又面临了新的生存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打造强军文化，的确是我军的当务之急。而对于如何打造强军文化，那就只有继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秀作风。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就是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来自于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所以对毛泽东的背叛，抛弃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彻底的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是最彻底的精神自杀。当然，在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是在被敌人分割的情况下而独自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各部队也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有的部队擅长夜战，有的部队擅长攻坚，有的部队擅长防守，有的部队擅长穿插等。但是永远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时刻不忘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也是战略性的。与之相比，其他所有那些诸如夜战、攻坚、防守、穿插等特点，从军事意义上讲，不过都是些战术层面的东西。

　　五月二十七日，也是上海解放的纪念日。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夜，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守军，解放了上海。二十七日的一早，当上海市民从宁静之中醒来推开门一看，除了警惕的哨兵之外，其余疲惫至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正合衣握枪酣睡在潮湿的水泥路马上。看到这样的情形，当时的大资本家荣毅仁曾经感慨地说：“国民党永远回不来”。的确，在把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是自己根本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任何敌人都只能望风而逃。而也只有把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是自己根本宗旨的军队，才能够如此地爱民。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然而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完全凭借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这才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所以就像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那样，如果精神命脉被割断了，那么精神力量自然也就丧失了。特别是毛泽东还不只是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更是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留下了导弹、氢弹和原子弹等这巨大的物质力量。然而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却正像俄罗斯人所嘲笑的那样，面对来自美国的一再侮辱和巨大威胁，缺的不是导弹，缺的是敢把导弹竖起来的人。而拥有七亿多男人的当今中国之所以没有敢把导弹竖起来的人，就是因为《让武德文化为打胜仗提供精神支撑》这样的沉渣，实在是太过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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