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专栏刘湘云教授唯一心愿使中国儿童

刘湘云在后方重庆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有时甚至要靠卖血来获得一些零用钱去买些必要的学习用品，但当时那一批医术高、业务精、教学严的老师，给了刘湘云莫大的鼓舞。谈起那三年的时光，刘教授印象最深的不是边跑警报边读书的危险，也不是半夜在煤油灯光源显微镜下找血片中的疟原虫的辛酸，更不是她手抄了整整一本的英文《实习生手册》的劳苦，而是每天傍晚，沈克非、陈翠贞两位老师坐在半山腰的草屋前，利用夕阳的余辉为学生备课的身影。在他们的指导下，刘教授形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因学习成绩优秀，又热心为同学服务，她历年来被选任年级班长。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刘教授也顺利毕业了。年，她回到上海，医院儿科，跟随恩师陈翠贞教授从事儿科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年，陈翠贞等儿科前辈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儿科杂志》，陈老师任主编，并将“预防为主”的思想贯彻到办刊宗旨中，成为中华儿科的开拓者。从此，“预防为主”的思想也深入到刘湘云的医学事业中。

年，上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的儿科合并，成立了医院，陈翠贞教授任首任院长，医院任主治医生。作为院长，陈翠贞院长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医生写的病史，查房时她都要亲自查看，并仔细检查病人。陈院长对待病人，却非常温和，每次查房，她都要事先用热水袋把手弄暖和了再去检查病人，如果孩子睡着了，她从不打扰，而是一直等到孩子醒来再做检查。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比起其它医生，更需要的是陈院长般的细心和爱心。孩子不会讲话，医生观察便非常重要，除了要从家长那里观察、倾听，还需要医生有自己思考分辨的能力。只有与孩子和家长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才可以真正了解孩子。很多孩子的家长，一直到孩子长大到四五十岁，都依然与刘教授等老医生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还会带着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来刘教授这儿看病。

“对孩子要友好，和孩子讲话时要蹲下来，眼睛对着眼睛的讲。”像恩师给自己的教诲一样，刘教授向学生传达着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所需的精神。刘教授带过的医学生、进修医生、研究生不少。在她看来，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业，学生的健康、家庭、情感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老师关心，最重要的是教学生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好医生”。曾有一名博士生，当时英语水平不好，刘教授常常晚上到他实验室里督促他收听英文广播。

医院艰难“护航”“发展”

“58年到78年做副院长的这些年，我实在是勉为其难尽医院发展好。”，回忆起那最艰难的二十年，刘教授充满了辛酸。年，陈翠贞院长去世。此时，刘教授已是上海第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分管医务的领导。受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医院许多医务人员被派往重庆建设医院，医院的发展受到很大挑战。不过，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刘教授带领的团队在临床上学术上依然取得许多重大突破。

深入临床实践，从传染病魔爪下拯救儿童。五、六十年代我国麻疹、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中毒性菌痢等传染病连年流行，夺去众多儿童生命。刘湘云为了抢救每一个小生命，使他们早日康复，不辞辛劳，日夜忙碌在门急诊、病房第一线，组织会诊抢救。她亲自守护昏迷病儿，搬运冰块置于病床下降温（当时没有空调），指导青年医师、医学生。她为救治高热惊厥不止病儿实施“冬眠”疗法，为抢救乙型脑炎病人做出了贡献。麻疹流行时，全市发病儿童达50余万，医院里走廊上都住了病儿，病死率高达10%。刘湘云教授还带领医护人员深入街道社区送医送药，把预防工作从社区家庭做起。她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建立病毒实验室，与顾庆祺教授合编《麻疹》专著。为了在儿童中主动防治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她还敦促并协助各地生物制品研究所制备减毒活疫苗并获得成功，在全国推广应用后取得显著效果。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几种常见小儿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在一些大城市中几近绝迹。年，在印尼召开的第二届亚非儿科学术会议上，刘湘云教授发表的有关中国自力更生成功研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并取得极佳免疫效果的论文，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赞赏。我国当时正处于被封锁隔离状态，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制造出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能制造的减毒活疫苗实在不易。针对婴幼儿的常见病秋季腹泻，引起肠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尚不清楚，她和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自年起连续8年对婴幼儿秋季腹泻的主要病原——轮状病毒的检测、快速诊断方法、分子流行病学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在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与儿童保健科一起，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等单位的协作，首先在国内开展法国制备的轮状病毒WC3疫苗抗原性及反应性研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验室及流行病学现场观察。研究结果“WC3轮状病毒疫苗预防中国小儿轮状病毒腹泻效果的观察”论文曾于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轮状病毒疫苗研讨会上介绍，并获得好评。近20余年来轮状病毒疫苗进展迅速，20几年报告疫苗接种使轮状病毒肠炎发病大大下降。

可是，随后到来的文革，医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个疯狂的年代，医院刚刚起步的各项专科被取消，如小儿心血管科等被撤销，一些高年专家医生也不准给病人看病。然而，最令刘教授痛心的并不是那些被破坏了的财物、制度，而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精神损失。“东西破了可以再补回来，但这种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损失是多少年甚至是一百年都补不回来的！”刘教授痛心疾首地说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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