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大地主刘文彩
中国近代名地主中，刘文彩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当代国人对旧社会地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与刘文彩有关的各种描述。可以说，“刘文彩”这三个字，实际上充当了旧中国地主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刘文彩本身并不具备这种代表性——毕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主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中国地主阶层的主体。
兄弟刘文辉登上大军阀舞台，刘文彩负责“后勤聚敛”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刘湘（即刘元勋）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父亲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
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幺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便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
刘湘的面子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
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
年5月24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着陈洪范的旗号去宜宾的。
刘湘有意再拉他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决心进而统一全川，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刘文彩到宜宾是年冬，即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年，刘文彩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收编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扩展到乐山、眉山、仁寿一带。年仅三十岁，即身兼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天各一方，但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这便是所谓权术。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
刘文彩全家
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一出，莫不风从。群雄拱卫之下，刘文彩盘踞叙府之势，自难移易。有他盘踞刘文辉部队最重要的财政基地，刘文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刘文辉对其五哥的“政绩”非常满意，因而不断地委以重任。数年之间，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它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
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组建武装，叙府军政财大权集于刘文彩一人之手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没有到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没有降服。
覃筱楼，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覃在叙府百无禁忌，为所欲为。第六混成旅成了穿制服的恶棍。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
最激烈的交锋则在经济利益方面。替刘文辉集团聚敛钱财是刘文彩的主要职责，叙府这块大蛋糕当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楼却明知故犯。其太太和军需处长罗吕三、副官黄云章、曾铸九，都是叙府最大的“军倒”，经常水运大批煤炭、香烟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水运物资都要抽税，但每当刘文彩的护商队检查覃筱楼的船只，准备课税时，覃筱楼即派一连兵力荷枪实弹跑步赶到码头，强行提货，一文税金不交，刘文彩的护商队只有干瞪眼。
年的一天，覃筱楼到成都出差，赌瘾复发，便于当天晚上，与成都三大军头之一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三军统率办事处挑灯大战。但他仍旧技不如人，一夜之间，竟输了整整二十七万大洋，创造了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输到这种田地，钱没带够，只好将随身携带的若干箱鸦片、数万斤硝磺折价抵押；还不够，便向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借了五万大洋。覃筱楼在赌场上一贯屡战屡败，但败得这样惨则是生平第一遭，又气又急，第二天天没亮就火速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龙颜”大怒：这不但糜烂地方，也是公开抽他的耳光。本来是万难容忍，但覃筱楼已经红了眼，在这种情况下出面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万难容忍却又不能不忍，刘文彩如鲠在喉。
经过这番刺激，刘文彩不满足于单单控制叙府民团。必须拥有正规武装，才能高枕无忧。就去成都向刘文辉诉苦，要求在宜宾组建军队，终获刘文辉首肯。
令箭在手，刘文彩不稍迟疑，立即设法购置枪械。
年，经覃筱楼引荐，刘文彩结识了出生于宜宾县曹场的投机商刘玉山。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刘玉山叫作“刘大王”。他在上海的后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杨啸天，四川军阀更是大多与他称兄道弟。
刘玉山极力笼络四川政要，对刘文彩当然也不会放过，尤其是听覃筱楼说，刘文彩手中积存了大批公土，对刘文彩就更心驰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劝刘文彩把积压的公土制成吗啡，叫他带到上海高价售出，再为刘文彩购回轻重武器。
这正中刘文彩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世故很深的刘文彩，最初每天只生产三五担。过了一些时日，确实赚了些钱，才放下心来，每天产量增加到十担以上。所有货款均由刘玉山代购短枪。全是比利时、英国、德国造的短枪，簇新簇新的。
刘玉山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最初很讲信用，吗啡成交快，售价也高，让刘文彩尝了些甜头。每次回叙府，还要给刘文彩送礼，而且送的都是厚礼。有一次竟花费数千元买了部当时最豪华的轿车送上门，亲信说他出手太铺张，他只一笑，说：有什么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刘文彩觉得刘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来越欣赏他，甚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吗啡因此越来越多，并一再请求刘玉山代购一些重武器。等到刘文彩完全上钩，刘玉山就不那么客气了，货款压一笔又一笔，重武器更是连影子也没有。真个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刘文彩和刘玉山合作，是覃筱楼牵的线，刘文彩不能不怀疑覃筱楼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对覃更恨得咬牙切齿。
虽然吃了大亏，刘文彩也不是一无所获。刘玉山代购的大批短枪，在当时算是精锐武器。年刘文彩就任“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马上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
年春，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
组军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
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许多军官或直接或间接与刘文彩暗通款曲。连第六混成旅主力团团长、早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就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蒋东海，也“身在曹营心在汉”。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杀手毛炳荣在叙府石灰巷设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料蒋东海机警过人，听见异响回身就跑。两个弁兵反应慢了半拍，被当场击毙，一个从戏院出来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误杀。蒋东海人高腿长，杀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见不到蒋的影子。这一下覃筱楼非但没能杀一儆百，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东海一跑跑到了刘文彩家里，当晚刘文彩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第二天蒋东海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再不作出决断，必定祸起萧墙。刘文辉只好割爱，托人带信，要覃筱楼自动离职。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
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刘文辉刘湘叔侄反目，刘文彩被迫逃离老巢叙府刘文彩兄弟与刘湘何以反目为仇？就说来话长了。
刘湘刘文辉，本来是四川政治舞台上一对最好的搭档。
刘文彩，刘文辉，刘湘叔侄三人
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前去投奔刘湘，竟遭刘湘婉拒。其实刘湘那时已别有深意---刘文辉年少气盛，且有堂叔之尊，不可能长期听他使唤。倒不如让刘文辉另谋出路，他则从旁提携。这样，倘或刘文辉失意，他可问心无愧；倘或刘文辉得志，他与刘文辉有亲亲之谊、提携之恩，自不难与刘文辉联手，共同对付异姓诸雄。后来“二刘”关系的发展，与刘湘的这个思路基本吻合。四川异姓诸雄要么被“二刘”打垮，要么对“二刘”表示臣服而偏处一隅。“二刘”迅速崛起为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集团，到年，终于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
“二刘”关系由此发生逆转。
刘文辉素来野心勃勃。当他作旅长师长时，无论实力怎么膨胀，毕竟只是个二流将领，对刘湘尚能听命。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免顾盼生风，不甘维持与刘湘一主一从的旧格局。
“二刘”都不甘人后，都要独霸四川，进取中原。两雄不并立，昨天的亲戚加盟友，在今天则成了惟一的竞争对手。“二刘”合作必然转化为“二刘”对抗。
但毕竟有“亲亲之谊”，兵刃相见，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开初还想通过协商平衡双边关系。曾用一主军、一主政的方式解决矛盾。刘湘于年11月当上四川善后督办；刘文辉于年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年2月省府改组仍任主席。
但在实际上，“主军”的善后督办刘湘管不了刘文辉二十四军，“主政”的刘文辉也管不了刘湘防区的政务。
叔侄对垒，堂侄刘湘总兵力合计十万余人，堂叔刘文辉总兵力合计十二万余人。
刘文辉在军事上略胜一筹。
但在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绝对劣势---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刘湘，而是一个强大的反刘文辉同盟。
反刘文辉同盟包括一批落魄军阀。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在乱局中才可找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及见二刘交恶，喜出望外，竭力从中推波助澜。二刘都是他们的宿敌，但两害相权，则刘湘为轻。他们都以四川军界前辈自居，却都输给“乳臭小儿”刘文辉。不禁又羞又妒，亟思报复。刘湘不然，他们与刘湘平辈，而且在战败之后，刘湘对他们常有周济，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刘湘结盟。
但在反刘文辉同盟中，几个破落户是扮演不了重要角色的。反刘文辉同盟之所以强大，主要还是因为它汇集了别的几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蒋介石“合法中央”。
刘文辉才华横溢，连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但早年刘文辉的过人才华，主要表现于军事，政治上则身手平平，远不如刘湘老辣。
刘湘对蒋介石一边倒，不仅口头拥护，还出兵相助。其实刘湘和刘文辉一样视蒋介石为潜在对手。但刘湘认为，进取中原是第二步的事，现实目标必须是自保。
何况蒋介石无暇西顾，与自己暂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相形之下，同榻而卧的四川诸雄，对自己的威胁反倒大得多。从此他积极向蒋靠拢，进可得到蒋介石“合法中央”的承认，拥有“正统性”，政治上居于主动。刘湘投准了赌注，虽非蒋介石嫡系，仍为蒋介石所眷顾。刘文辉则以牛犊之勇一再犯上，为蒋介石所恶。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没有追究刘文辉，但也没有原谅刘文辉，若能借助他人之手教训刘文辉，在蒋介石自是大快朵颐的上上之策。刘湘号准蒋介石的这个心病，对症下药，于年春夏之交制定所谓“安川计划”，以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刘湘此计果然得售，蒋阅后喜形于色，立即亲笔复函刘湘，备加慰勉。另由亲信曾扩情以个人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内解决刘文辉，大可便宜行事。有蒋介石“合法中央”的幕后支持，刘湘气壮如牛，对刘文辉用兵也就无所忌讳。
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必然导致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反刘文辉同盟除刘湘十万大军外，还有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二十军、四川边防军、二十三师等部，合计二十四万兵马，为刘文辉总兵力的两倍。在各路诸侯合围夹击之下，刘文辉已成瓮中之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反刘文辉同盟的具体组合经过，刘文辉不一定了解得很详细。但凭直觉，对其孤军境地，刘文辉还是有所体察。所以，虽然刘文辉坚信叔侄终不免兵刃相见，但马上开战，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年、年，刘文辉两次赴渝协商，希望缓和二刘关系。但胜券在握的刘湘，岂能给刘文辉以喘息之机、养虎遗患？
年10月1日，战争爆发，刘湘部与刘文辉部正式交火。四川近代史上最大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内战，至此进入高潮。
战争初期，联军分道攻取，所向势如破竹。但刘湘与刘文辉直接交手的第一仗泸州之役，却打得很艰苦。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外加“神兵”围攻逾半月，竟未得手。只是因为邻县相继失守，泸州孤陷重围，守将才不得不于11月21日树起降旗。
泸州沦陷，通向刘文彩卧榻叙府的门户就无遮无拦了。
但刘文彩不死心。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还有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旅，论兵力也不单薄。所以刘文彩认为胜负未定，还可与刘湘一较短长。
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军不走水路走陆路，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叙府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刘文彩叫苦不迭。
此时，枪声炮声声声入耳，刘文彩不能不作弃城之想了。他给叙府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军阀部队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找商会承头。刘文彩这次撤得急，便由部队直接催收。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匆匆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当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即宣布全城戒严，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上军队到各户收取。
11月25日，刘文彩带着20万元“打门捐”，在二十一军步步紧逼之下，撤离叙府。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0年，在这里发家致富，在这里与爱妾凌旦相识……对这座富饶繁华的城市，对这座镌有他生命足迹的城市，他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刘文彩退据大邑时，“二刘”都已精疲力竭，不能不休战。元气恢复以后，刘湘又挑起战端。
年7月4日，刘湘亲自指挥的“安川战役”揭幕。这次战役是二刘之间的最后一搏。刘文辉在将有二心、士无斗志、四面受敌的险境中，自知没有取胜希望，便在7月8日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一线。刘文辉率残部向雅安退却。本来打算固守雅安，岂料“安川军”李注东旅追到雅河，在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刘文辉行营轰击。一炮击中刘文辉卧室；刘文辉正在酣梦之中，幸亏炮弹钻进床头墙壁，不曾伤及刘文辉身体。刘文辉大难不死，惊魂未定，狠狈撤离，钻进气候苦寒的不毛之地。
刘文辉几乎绝望，打算出川流亡，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文辉，似乎真的气数已尽，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刘文辉东山再起主政西康，刘文彩大闹江湖收罗十万袍哥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刘文辉刚刚落入命运的低谷，便奇峰突起，马上把他托举出来---虽然天下共讨刘文辉，却没有谁真的想把他置于死地。在蒋介石来说，如果刘湘独霸四川，必成坐大之势。所以一方面要教训刘文辉，另一方面又希望刘文辉拥有一定限度的实力，用以牵制刘湘。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蒋介石多次电令刘湘结束“安川战役”，转而“剿赤”。在刘湘来说，则有双重顾忌。一是政治上的顾忌---如果邓锡侯、田颂尧等异姓诸侯崛起，将来必是竞争对手。与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给刘文辉一条生路，用以牵制他们。再则是亲族层面上的顾忌。
虽然刘湘在战前竭力营造“亲亲之谊已绝”的氛围，但实际存在的亲族关系，任谁也无从改变。
此后刘湘是把“适可而止，不应过甚”八个字当作他处理二刘关系的指针。在成都召见已经下台的刘文辉部将冷寅东时，刘湘又表白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低他的气焰。还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待将来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冷寅东听了趁机进言：“甫公的安川军已占雅安，刘自公已让出汉源，他这个样子已不成气候了，安川军还是退出雅安，让自公回来吧？”刘湘给了冷寅东一个顺水人情，说：“好吧！”随即下令“安川军”全线撤退，让刘文辉重返雅安。同时拨给刘文辉军服万套、大洋十万余元，以纾其难。
刘文辉回头有岸，急忙自我转圜，向堂侄刘湘通电认错，拥护刘湘统一四川。年9月6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刘之战”至此终于画上句号。
“二刘之战”，刘文辉丧师逾四分之三，失地近五分之四，停战时手中不足两万残兵。年10月底在雅安立定脚跟，在刘湘与蒋介石及刘湘与四川异姓诸侯权力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惨淡经营，徐图东山再起。经过“二刘之战”，刘文辉迷途知返，不再咄咄逼人，四面出击，而是与人为善，八方交友。
“二刘大战”不仅导致刘文辉集团对外战略的根本转折，而且导致刘文辉集团内部组织的重大调整。
也就是说，以“二刘大战”的结束为起点，刘文辉开始实行直接的家族统治。
这种家族统治，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文辉的这些政策调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应该说是卓有成效。对内主要依靠弟男子侄，二十四军从此排外性更强，内聚力更强。二十四军才能在此后十多年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暴，始终保持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绝对忠诚。刘文辉才能把川康实力派组织起来，形成巩固的政治同盟，从而在川康两省一呼百应。
二刘之战是刘文辉集团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刘文彩个人使命的一个转折点---战前，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搞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战后，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守家”，以解除刘文辉的后顾之忧。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驰骋官场，一个纵横江湖，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自此形成，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
“二刘大战”后期，刘湘就已再三表白：他不想消灭刘文辉，只不过要削弱刘文辉，一旦时机成熟，就把西康全境交给刘文辉治理，使其仍为封疆大吏。年春，中央政府果然发布命令，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
年元月1日，孕育整整四年的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下辖33县另3个设治局，总面积达5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在二百万以上。
刘文辉在中国政坛上又能拥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合法地位。刘文辉家族集团又可以重建其独立王国。在“二刘之战”中一落千丈的刘文辉家族集团，至此终于恢复元气，东山再起。
虽然东山再起，刘文辉早年那种不可一世的豪气，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西康时期刘文辉最重视的是潜在实力。二十四军两万多人枪，对付境内草寇倒是绰绰有余，对外则只有象征意义。蒋介石真要吃掉刘文辉，二十四军无异以卵击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单单凭借有形实力，机械防御。必须主动出击，编织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严密护卫刘文辉家族集团，而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蒋介石入川所控制的只是上层政治架构，地方力量、民间力量是蒋介石的薄弱环节。土生土长的刘文辉，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与蒋介石较量。“多头政治”也就必然构成刘文辉拒蒋图存的主要对策。
刘文辉的“多头政治”，概括起来不外两头。一头是体制内，一头是体制外。
刘文辉长期从政，在官场上自是应付裕如。但体制外发展，即联合川西民间力量，尤其是联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则非刘文辉所能为、所应为。
久作困兽的刘文彩于是破门而出，大闹江湖。
袍歌俗名“嗨皮”，一般称为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洪门的重要支派，以农民、手工业者、挑夫、水手、商贩、下层衙役和无业游民为基本群众。平时实行生活互助，社会动荡时揭竿而起。有会众百余人，就可以开山设堂，推举坐堂大爷（又称舵把子）。同一地区内，也许几个大爷并存，他们中威望最高的，即为各大爷之首，叫“总舵把子”。
刘文彩涉足袍哥甚早。驻叙期间，因叙府民团基本上是袍哥队伍，为了控制民团，刘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亲自整编叙府袍哥。刘文彩整编叙府袍哥时，四川哥老会已普遍与军阀合流。
后来局势的发展，更加烘托出袍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川康军人，国共两党都开始争取袍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四川“袍运”开展得轰轰烈烈，涌现了大批“红色袍哥大爷”。蒋介石也力图驾驭袍哥，但收效甚微。袍哥的存在本来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这就注定了从整体而言，袍哥不可能为蒋介石中央政府所用。四川袍哥事实上已演变为地方实力派抵挡蒋介石来犯的一面盾牌，成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四川民间社会最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蒋介石深感惊惧，竭力查禁袍哥。但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刘文辉极度振奋。这时，西康鸦片产业已经如火如荼，种烟、运烟都依靠武力保驾，于是大批军火流入西康各县，地方武装迅猛发展。这些地方武装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缓。
刘文辉对西康袍哥的驾驭不可谓不成功。但这种成功既是因为刘文辉灵巧的驾驭手段，更是因为西康特有的社会生态。刘文辉在西康发展袍哥，驾驭袍哥，主要是凭借他的政权力量，尤其是凭借二十四军。他实际上是用印把子、枪杆子来造就袍哥世界，然后用袍哥巩固政权，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为我所用，这是刘文辉的一个基本思路。
刘文彩五弟刘文辉
“公益协进社”由此拔地而起。
“公益协进社”初创于年冬，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初创时并未大张旗鼓，规模和影响都有限。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
刘文辉回乡省亲确实成了公益协进社的一个转折点。刘文辉刚刚返蓉，刘文彩就将公益协进社扩大规模，升格为总社，日常经费由他的账房按时拨给财务股，特殊开支通过他，需要多少，解决多少。这个总社就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它袍哥公口的总机关。
袍哥大爷都设有自己的茶馆，又叫茶社，名为“立码头”，把茶馆当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动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刘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馆，叫作“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楼，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头。
公益协进社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
年正月二十日，新津县张场先主寺弦歌悠扬，公益协进社“协进剧部”应邀来此演出。
“协进剧部”是个新班子，它是刘文彩亲自组建的。
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竟还很有一点文艺细胞。他爱好川剧。爱听川剧坐唱，擅长打“响器”和“帮腔”。叙府时期，常邀约一些玩友到家里清唱同乐。他在安仁特意兴建戏院，并以他的字号命名。组织公益协进社，他也没忘记配个戏班子，派专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员），高薪聘来川剧名角。袍哥公口办剧团，也算是中国帮会史上的一个创举。
刘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创举，差点引来一场刀兵之灾。
戏班子跑码头，受地头蛇刁难是常有的事。但协进剧部应该可以例外---毕竟有刘文彩做靠山。先主寺一个叫张汉卿的小混混，却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这天他酒足饭饱之后，在几个兄弟伙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剧场。正好菊芬登台。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台唱红，刘文彩许诺“一不陪酒，二要保证安全”，才说服她加盟“协进剧部”。安仁谁都不敢轻薄她。张汉卿不知轻重，见菊芬天生丽质，而且演技过人，就动了邪念，赶紧到台角守候，演出结束时把菊芬拦了下来，一嘴酒气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动起了手。公益协进社管事李沛成闻声赶来，把菊芬拉到身后，警告张汉卿：“我们总办讲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啊！”
李沛成原以为“总办”两个字会把张汉卿吓跑，哪知道张汉卿听了反而勃然作色，指着李沛成骂：“总办算个球！阎王老子都不怕，你吓唬谁？”
其他人知道大势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张汉卿想追，被李沛成拦住去路，气急败坏，一边咆哮一边对李沛成拳打脚踢。公益协进社另一个管事跑回安仁向刘文彩报信。
刘文彩拍案而起，马上指令：“能和则和，能打则打，总归要张汉卿认罪才罢休。”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团团包围。当地袍哥大爷李元亨刚开门，就见四面山头人山人海，一个个枪在握，弹上膛。大惊。他知道是张汉卿闯下大祸了，赶忙拉上张汉卿，亲自赶到安仁，当着刘文彩双双跪下，恳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刘文彩则端坐不动，一声不吭。李元亨到底见识广，马上明白过来：张汉卿冒犯的不只是刘文彩，而是整个公益协进社。没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设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协进社会众赔不是。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汉卿，这时一边尾随着大爷李元亨，一边紧张地环顾左右，生怕有人报复他，两条腿直打抖。
年，刘文彩六十岁，年岁不算太大，但身体状况已是危机四伏。
刘文彩病情加剧，始自年2月。那天他从街上回来，一路上腹部总是隐隐作痛。刚刚跨进井坎门，一股血腥味突然往上涌，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他急忙扶住门框站稳，“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从这天起刘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西医诊断为肺病。但刘文彩不相信西医，拒绝入院治疗，只让中医到家里来把脉开方。病越拖越重，到了年春，刘文彩不能不承认在安仁已经没有治愈希望，这才同意去成都求医。带上王玉清，佣人和一个厨子，乘轿子赴蓉，经过双流县擦耳乡，曾到“全福社”舵把子、著名的“红色袍哥大爷”徐茂森家里拜访，一起吃了顿饭。到成都住在文庙后街公馆。
文庙后街公馆有几套四合院，一个网球场，一间车房，还有一套花园洋房。四合院堂屋两边厢房，一边是杨仲华寝室，一边是刘文彩两个女儿的寝室。洋房有两层，一楼用作几个孩子的教室，二楼用作老师宿舍。刘文彩来了之后在洋房一楼大厅住下，王玉清就住在隔壁。仍然只请中医看病。据王玉清回忆，那段时间刘文彩的感情变得特别脆弱，梁胖和凌旦早就走了；杨仲华不打照面；几个孩子各有各的事，隔三差五来探望一次。亲属中只有王玉清天天陪着他。刘文彩很伤心，“经常爱哭”。住在成都，看病拿药方便得多，病情却没有丝毫缓和。年10月17日清晨，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早就醒了，听着窗外乌鸦的叫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一口也吃不进。刘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没心思吃，公馆的气氛显得分外压抑。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刘文彩不耐烦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
谁都拗不过他，只好派人叫来两辆小轿车、一辆吉普车，准备启程。此前，刘文彩早已命随从杨孟高执笔，立下遗嘱。遗嘱规定，原先在成都湖广街给王玉清买的那套院子，还是归王玉清；另在安仁街上划出一套独院、十二个铺面给王玉清。杨仲华不高兴。杨孟高私下劝她：这有什么，几个儿女都是你的，除了王玉清那点东西外，其余东西也都是你的。杨仲华这才稍稍宽解。
奄奄一息的刘文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几的个子，连羸弱的王玉清都可以抱上抱下的。大家小心翼翼把刘文彩抬进小轿车，刘文彩靠在佣人身上躺着，脸色蜡黄，双目无神。车开得很慢，开到离成都二十里地的簇桥，刘文彩突然发作，昏厥了过去，怎么喊也不答应。大家吓坏了，怕他死在路上，车队回头又朝成都开。
刘文彩，畸形社会里的畸形产物“刘文彩”这三个字在49年之后，是作为“万恶的地主阶级”的代名词存在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刘家地主《百罪图》、《收租院》以及水牢等展示，对这一代名词起到了巨大的强化作用。尽管时过境迁，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子虚乌有，但这并不足以重塑刘文彩的个人形象。毕竟，考察刘文彩的一生，于国计民生所作的贡献显然是乏善可陈的，甚至连造福乡里似乎都没有做到。毫无疑问，刘文彩的一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也许远没有宣传口径里那样的酷虐，但其官商一体的烟土贸易，以及收罗袍哥黑白两道通吃等行径，贻害百姓的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百罪图》、《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官商一体，横跨黑白两道的刘文彩，实乃近代畸形社会所孕育出的一头畸形恐龙。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虽非中国近代地主集团的主体，但其社会能量之大，对社会为害程度之深，却显然首屈一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刘文彩身后遭受严厉批判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将近代官僚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普遍化看成中国近代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则不免有扩大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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